如同标题“上升的大地”指出的，罗雅琳旨在找到一种关于“乡土”的新美学——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乡土中找到拥有饱满精神状态的典型形象。大多数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将人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状态联系在一起，觉得落后地区的人的精神状态相对而言不够饱满。书中的每一章中，罗雅琳的叙述重点都在人的精神状态上：

“‘上升的大地'体现于埃德加·斯诺笔下愉快的革命者为落后的西北所带来的全新感觉，体现于革命知识人将已成‘中国之殇'的黄河转化为中国人在世界秩序中展开竞争的力量源泉，体现于路遥为农村年轻人所寻找的在城市中获得正当成功的道路，体现于刘慈欣以第三世界革命经验为科幻文学赋予的精神底色。与同时代同主题的其他作品相比，这几个案例中包含着三个特别的面向：现代性不只发生在都市，更发生在乡土；乡土不光有土，更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包含着对于乡土的关怀，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之后依然未曾断绝。”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该书作者罗雅琳。

书封

如果读者对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尚且陌生，我们不妨从最近媒体费了不少笔墨来讲述的东莞图书馆的一位读者吴桂春讲起。今年6月24日，这位读者在图书馆的留言簿上写：“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十二年……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这位农民工在十七年打工漂泊生活的最后时刻以读书人的身份体面地告别。

吴桂春

这正是罗雅琳在《上升的大地》中关注的问题：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否已经大到能为出身于其中的人写好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在乡村、在小镇出身的人是否也有获得崇高的可能？

罗雅琳回溯了文学史去为这个问题找答案，她谈到，像《平凡的世界》中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这样拥有着饱满的精神状态的人的发现，无疑可以很大程度地更新人们对于乡土的认识。而提起乡土，更多的是想到，《白鹿原》《废都》中那种奇观化的、落后而神秘的前现代景观，成了西部农村和中国乡土的代言。而路遥建立的孙少平这样的在各种处境中都以阅读以知识来充实着自己，拥有高贵的人格的形象则在逐渐消散。罗雅琳认为这和陕西文学史的发展有关：

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陕西是文学发展的重镇，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和写《创业史》的柳青都是陕西作家。20世纪60年代，关于怎样写农民是一直存在争议的，比如作家严家炎就指出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理论活动过多，脱离了“那种农民的气质”。而柳青和一直追随他的路遥则都认为所谓的“农民的气质”绝不该固化为一种见识短浅、平庸俗气的形象。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白鹿原》中前现代景观的乡村美学

《平凡的世界》中在塑造孙少平时用了许多浅近却非常动人的表达，如对孙少平读的书的剖白：“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而吴桂春正是孙少平这种精神的当代承继者。

“说回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其中包含了很多对当时出现的最新的生产因素的讨论，比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类的农村改革。孙家的三兄妹之所以会有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是因为他们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推动之下诞生的新人。当代中国如果要讲述关于乡土的新故事，也需要找到在当下的全新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条件下出现的新人。我们不仅要表现田园牧歌，还要发掘新人，这才是理想中的新乡土美学的核心要义。”罗雅琳说。

城市白领和农民工共享一种相似的飘零

在城市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异化的感觉，罗雅琳谈道，比如，很多人会把上班、写论文、做科研说成是“搬砖”，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丧失，使得这些表面上似乎很高级的活动和“搬砖”这样单调的纯体力劳动没有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打工诗歌”能引发这么广泛的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打工，都在各自的“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异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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