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姜亮夫先生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很大，很美。阅览室可以坐三四百人；每个阅览桌周围放6 把椅子，桌上两盏灯，光线很好。四周书架壁立，摆满各类参考书，还有不同的字典、辞典等工具书。研究院的学生有特殊的优待，借书无限量，且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内看书。姜老说他有时看得着迷，经常误了午餐，有时晚餐也错过，甚至有一次，还被关在馆内，得以彻夜读书。

姜老的记忆是非常准确的。

清华大学图书馆确实是清华园内最漂亮的建筑物之一，坐落在大礼堂北面，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隔开，错落有致，相得益彰。

据记载，老馆始建于1916年，1919年建成，为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所设计，是20 世纪初美国校园常见的风格：红砖墙、大理石台阶，建筑整体为锯齿形，中间有圆形花坛。图书馆的正面，夏天被一种俗称“爬山虎”的植物覆盖，很有特点。正门是铜制的，在二层，给人稳重的感觉。拾阶而上，便可以来到开阔的大理石厅，微微弯起的穹顶，悬挂着古色古香的吊灯。四面有大理石拱门，拱门之间点缀着铜壁灯。大厅南北两翼是阅览室，沿墙壁立许多大书柜，陈列着各种工具书。宽大的阅览桌，带扶手的木椅，与彩窗、书柜交相辉映，极富气韵。书库采用玻璃钢地板，我第一次进库，甚至产生一种紧张感，生怕把地板踩坏，小心翼翼。资中筠先生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1]对此，我深有同感。

叫姜老印象深刻的还有清华图书馆的服务，他回忆说：“图书馆的师傅服务很到位，宿舍里给我们备有馆藏书目，我们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借书，就在宿舍给馆里打个电话，告诉要借什么书，一会儿，图书馆就有人推车送来。看完后再打个电话，馆里还有人来取。记得有一次，我读过一本很特别的《红楼梦》的本子，其结局与通行本不同，宝玉和史湘云最后结合了。可这本书收藏在哪里，我想不起来了，就问吴宓先生见过没有。吴宓先生说见过，不知清华图书馆里有无收藏。这件事被图书馆的同事知道了，他们在全市各家图书馆到处搜访，终于给找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版本？后来，我请教了红学专家。原来，姜老看到的这个《红楼梦》版本，俞平伯先生早在1922年撰写的《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2]中就曾有过专门讨论，所述情节与姜老的说法接近，可能属于同一版本系统。俞先生说，这个本子已经散佚，他没有看到。如果姜老真是看到了这个本子，说明其在1926年依然存世，那可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姜老在清华图书馆开心阅读的经历和体验，我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时候，图书馆已禁止外人入库。为看书方便，我工作不久就主动申请当教研室和图书馆的联络人，就图混个脸熟，借工作之便，得以自由地出入书库。我很快发现，清华图书馆的迷人之处不仅仅是建筑风格，也不仅仅是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而是图书馆三层的古籍收藏：整整一层楼，庋藏书架，整齐排列，一眼望去，非常壮观。这些书架完全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手翻阅。最后几排书架上，悬挂着牌记，上面写着捐赠者或藏书家的名字，我记得有刘半农的藏书，还有陶孟和的捐书等。在古籍书库的尽头，还有一间小屋子，比书库略高一些，专门存放善本，平时大门紧锁。我有幸陪同来访专家进去过几次，积久尘封，异所未见，也算大开眼界。这段经历，让我对这些封存了几十年的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空就到那里乱翻书，作笔记。每天出来，灰尘满面，但我乐此不疲。在古籍图书借阅卡上，我常常看到闻一多、朱自清、吴晗、钱锺书、余冠英、范宁等老清华名教授的手迹，在那一时刻，蓦然会有一种与前辈学者隔空对话的感觉，似乎在引领着我未来发展的方向。我慢慢地意识到，清华不是单纯的工科院校，也有着厚重的人文传统。一时间，清华图书馆成为了我的精神家园，曾经的孤寂感渐渐地淡然了。

在阅读校史资料过程中，20年代清华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先生撰写的《购买杭州杨氏藏书报告》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报告是这样写的：

浙杭藏书家首推丁丙氏八千卷楼，次之即为杨文莹氏。杨氏之藏与丁氏同时，今已历两代。虽宋元之刊不能与丁氏媲美，然特藏亦可称雄。如浙江省各府厅州县志书，非但名目可称无遗，而版本咸备。金石之书亦复如是。至诗文集部尤以浙江先哲著述为多，而清代专集亦复不少。非积数十年穷搜极访，何克臻此？兹因无意收藏，愿全部出让。罗校长[指罗家伦(1897-1969 )——作者注]南行时得此消息，即电知评议会。经评议会议决，派有丰前往察看。有丰于五月九日抵杭晤杨氏，主人当检交书目六本：（一）现藏书籍目录四本；（二）一部分业已押出书籍目录一本；（三）浙江省志书目一本。略加检阅，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钞本、稿本、名人批校本，又《四库全书》五册，阁名待考定。总计册数共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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