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性王朝，它结束了多个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了空前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1]。元代图书出版作为文化形态的一部分，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多语言、多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

元代用于出版的语言文字多达十几种，包括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察合台文、梵文、西夏文、契丹文、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回纥文、阿拉伯文等。[2]多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

元代出版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汉文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出版。蒙古文字、回回文、藏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图书数量众多、内容广泛，形成了有元一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盛况。

1. 蒙古文字图书

蒙古先民本无文字，调发兵马时，或“结草为约”，或“破木为契”。从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蒙古统治者始终把创制语言文字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3]；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并规定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4]。于是，畏兀儿蒙古字和八思巴字成为元代最为通行的国家语言文字，也成了元代最重要的官方图书出版语言。

蒙古统治者未入驻中原时，国内已盛行畏兀儿文，后来畏兀儿蒙古字长期通用于蒙古民族中，用以撰写本民族历史、文学作品或译写其他民族的典籍。畏兀儿蒙古字对元代的图书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蒙古秘史》，其原始版本就是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的。元代大量佛教典籍也被译为畏兀儿蒙古字，如《佛说十二颂》《大涅槃经》《楞严经》《乾陀般若经》《不可思议禅观经》等。

至元六年（公元1269 年），忽必烈规定八思巴字为“国字”，大力进行推广。此后，元代皇帝凭借政治上的强制力量继续推行八思巴字，八思巴字作为元代官方文字应用了80 余年。元代八思巴字译写的大批汉文典籍，主要作为统一教材广泛用于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各地学校，如《通鉴节要》《孝经》《孟子》《论语》《千字文》《尚书》《资治通鉴》《帝范》等，都被译为八思巴字“颁行各路，俾肄习之”[5]。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59 年），八思巴字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蒙古字韵》《蒙古韵编》《华夏同音》《百家姓蒙古文》等书也相继问世，成为当时官吏子弟“进仕”的必读书目，其中《百家姓蒙古文》《蒙古字韵》为八思巴字和汉文对照的双语课本，在元代的发行量很大。

2. 回回文图书

回回字和蒙古文、汉文是元朝普遍通行的3 种文字。据考证，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就是波斯文字。早在大蒙古国时，波斯文即在中土流行。蒙哥汗时，所有官员均由谙习波斯文的书记随同，波斯语在元朝的政治与文化中一直“扮演着国际语的地位”[6]。回回文图书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多个方面，尤以天文对元朝的影响最为深远。《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 部，这些书“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思过半矣”[7]。其中有关司天仪式的书籍15 部、天文历表48 部、天文地理书7 部、云星象答问书4 部和天文仪器制造书8 部，这些书包罗了阿拉伯以及古希腊有关天文历算和仪器制造等丰富的知识。[8]元代秘书监还收藏了大量的回回数学著作，著名的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叩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9]

3. 藏文图书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空前推崇，藏文成为当时除汉文、蒙文、回回文之外使用最多的图书出版文字。藏文图书主要用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如被忽必烈誉为“帝师”的藏族高僧八思巴著有《道果法明鉴》《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大乘要道密集》等藏文图书，蔡巴·贡噶多吉撰写了藏文史学著作《红史》，并出资写造了《藏文大藏经》，布顿·仁钦珠著有西藏历史上第一部佛教史籍《布顿佛教史》。元代还翻译了一些印度文学作品，如《诗镜论》和长诗《云使》都有藏文译本。

4.其他文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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